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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怀念哪位老师？
我最怀念的老师是我初中的数学老师一陈伯伟。
70年春(那时是春季为新学年)，我进了武汉市XX中学成为一名中学生，教我们初中数学老师是一位身高1.73厘米右右，大约三十岁出头，身材魁梧帅气，五官俊朗，声音很磁性说着普通话的男老师叫陈伯伟，总爱穿米色衣服，衣服质地都很好，每次他上课讲都很风趣，从自然数，讲到偶数，奇数能引人入胜，因为他讲课声音好听同学的都爱上他的课，我也特别崇拜这个老师，由于数学好也评为科代表。
转眼到1970年冬一1971年春上，陈伯伟老师被当时校工人阶级宣传队管辖的师付把他抓起来隔离审查了，说他投敌叛国得交待材料，这时我们才知道他是印尼归国华侨。可4月的某天听说看管没看管紧，他跳楼自杀了。陈老师死后，我们同学都很痛心，我和有个别同学还偷偷哭了好几次。
事隔不久，五月初我校与陈老师关系好的老师，将陈老师遗书以大学报形式公布贴在校办公室门口走廊上，我当时跑过去看了一眼就记住了开头这句话：叫我说什么，站在我面前是我的同事，而不是我的敌人。然后就讲了他辗转回国的一腔报国热心。那时我才十四，五岁，不懂很深含义，但永远记得那句叫我说什么，站在我面前是我的同事……
直至我后来长大，在这一生中任何阶段，都会自觉不自觉想起文革中屈死的陈伯伟老师，都会想起他遗书开头言，是啊，文革中站在他面前整他的不是敌人，是同事。那个极"左‘思潮的年代毁了多少志士。永远怀念您陈伯伟老师。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高中毕业时的语文老师，此生也是最怀念的，他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待人慈祥。他是清华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因家庭出身不好，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到学校教书，而后一直从事语文教学任教高中班主任。高中要毕业当年因赌气而投笔从戎，换上军装要入伍出发的当夜，老师得到了消息，骑自行车十公里找到了当地武装部，依然劝说我放弃入伍，并保证说：一定把我送入大学深造（因为当时我文科各学科在全市都是前几名，但数学有点差！）⋯现在想起来我就感叹，当时为什么没有听老师的话呢？
我最怀念的是我1974年上小学一年级开始，也就是我的启蒙老师赵老师，她在给我们当班主任老师的3年里，是那么的负责任，教我们学文化是那么们细致耐心，每一节课是45分钟时间，赵老师每一节课最起码要讲35分钟时间，赵老师她把她自己所有的文化知识，都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了教育系统，尤其是赵老师严格的教育作风，让我非常佩服。1976年打倒"四人帮"反党集团后，全国各行业大调整，赵老师的爱人李喜天当年在矿里是矿长办公室秘书，是笔杆子很优秀，被州里看中，抽调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人大常委会工作，就这样赵老师随同丈夫也一同调走了，记得赵老师上车走的时候赵老师哭了，我们也挺舍不得赵老师的。
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每个阶段都有难忘的老师，但是让我终身受益的是，我的专业课(遗传学)导师，原山东海洋学院(今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方宗熙先生。70年代，中国在遗传学领域引领的著名教授有，北大李汝琪、复旦大学谈家桢、海洋学院方宗熙。他们各有所长，方先生善于理论写作，全国唯一大学细胞遗传学教材是方先生所编，还著有很多遗传进化相关的科普书籍。我64年毕业留校被分配任遗传学教学，60年代的全国大学所学的生物遗传学完全照搬苏联一套，环境决定遗传性的米丘林遗传学，批判细胞遗传学，批判基因轮，认为基因不存在、是唯心的、宣扬血统论，学校是从批判角度开设细胞遗传学基因论，但是对这被批判的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留校后担任该课教学，感到十分欣慰。自己拼命地看书学习加深理论知识，恰好赶上文革、有充足的时间读书，把方先生的《细胞遗传学》通读了一遍又一遍。到了70年代初，学校鼓励教师出去进修，按我的意图学校联系到方宗熙先生，很顺利我就到了上东海洋学院生物系。当时学院招收了一个工农兵学员班级，有不少现役海军，第一堂课方教授让我和学生一起听课，他讲完了课就出题考试，我一看题目都很简单，自己毕竟是大学老师，坐那里没有答题，先生看我一眼没说话，收完试卷后就交到我手上让我判卷，机会来了，我就每个题每个题认真批改之后交到老师手里，第二天方先生就给学生宣布，以后满老师是你们的辅导老师。从那天开始让我参加方先生科研组，还认真辅导我深化理论知识，我的专业知识得到全新的提高，在老先生的鼓励下，我用蒙文写了一本《遗传学》专著，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方先生给我开启了专业知识通道，给了我新的生命力，我感谢方先生，十分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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