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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时行、张居正的做事风格，你更喜欢哪一种？
这个不是喜欢不喜欢的事，而是哪个更适合你的风格，以及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必须要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行事风格，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人和行事风格。所以治国之道，一张一弛，不能偏废。
申时行和张居正都是明朝时期的首辅，俩个人做事风格显著不同。正好最近拜读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我个人认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张居正这类人，也需要有申时行这类人，二者融合才是一个完美的人。不过说我更喜欢哪一种，按现在的角度看，我会喜欢申时行的做事风格，下面就从他俩对文官的态度来讲讲。
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第二章的标题为“首辅申时行”，实际本章所讲的内容是通过对比申时行与张居正的执政的不同特点，再通过实际的例子将一些有趣的事情串联起来，叙述整个明朝的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及他们是如何排除异己。这篇文章主要说申时行与张居正对文官集团不同的认识，从而体现他们的做事风格。
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化身，他的十年新政，重点在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他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他的这种改革也同时得罪了文官集团，忽略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申时行对文官集团的这种双重性格看得是非常透彻。申时行明白这些人以传统的“四书”中所表明的内容作为标榜、宗旨，同时这些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私欲，申时行明白他不能消除这些人的私欲，所以他选择与文官集团合作；而张居正却把文官集团作为他改革道路上的障碍，他想要改变他们的作风，这是文官集团所不能忍受的。他的十年专政并没有改变什么，也就是说他的改革是失败的，这种改革只是暂时性的，并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对于文官集团的反抗，他在世的时候，可以用权势压制这些抗议的人，等到他故去，他的心血事业也付诸流水，最终也造成了历史的悲剧。
申时行没有做大事的决心，他前任的各种错误能避免就避免，不会牺牲自我。他对文官集团的诚意便是对他们起感化和领导的作用即可。他明白除非以不同于文官集团的组织来替代他们，否则身为首辅只能与他们合作，按照他们的共同意志办事儿。申时行也没有忽略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虽然他最终也是被文官集团逼的辞官养老了，
当然相比张居正结局稍好点，但是他的这种做法对于当时的时势来说也是国家之荣幸，给了这个精疲力竭的国家一丝喘息的机会。
张居正不用说了，了解的比较多，大体总结下来就是雷厉风行，大胆激进。正是这样的做事风格才能使得他的改革能快速的推行下来吧，延长了明朝70年的寿命。但是也正是这种做事风格使得他得罪 了很多的人，导致他死后被“反攻倒算”，被鞭尸不说，两个儿子也是不得善终。
申时行历史上最多的评价有“和事佬”、“温和谦让，胸中富有积蓄，但不近悬崖，不树异帜”，在内阁首辅8年时间，有效的调和文官集团和皇帝的矛盾，调整了明朝对内对外的政策，使得在张居正死的政治风波不至于波及太多的人，同时在立储这件事上也有效的稳定了朝政。总之，申时行是有见识和有能力的，但时不予他，虽然如此，他还是尽心尽力地完成了本职，无功亦无过
个人更喜欢张居正！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我认为张居正就是这样的人，考成法以整饬吏治，一条鞭法以整饬财政制度，军事上重用戚继光，李成梁。极大的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抑制了封建王朝后期惯有的土地兼并。
海瑞评价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我另有看法，像张居正这样的人，肯定明白得罪权贵阶层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做。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吃得上饭，为的是他坚守的传统儒家思想：虽千万人吾往矣。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至于所说的品行不端，生活腐化，我认为是夸大了。跟李太后很大可能是子虚乌有，抄家只有白银10万两，黄金3000两对于首辅来说更谈不上多。
至于所说的独断专行，不独断专行能做到这么多事吗？
最后引用著名学者熊十力的话，汉以后二千余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识远见，灼然於国覆种奴之祸，已深伏於举世昏偷，苟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倾，克成本原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
历史上，明朝的张居正生活奢侈，但为什么却仍被称为一代名相？
张居正是明代最好的宰相，注意后面没有之一。张居正的改革至少为明代续命五十年。至于张的生活奢侈是存在的。但不必过度解读。封建官场腐败由来已久。从另一个角度说，作为宰相，治理好国家的前提下适度的生活奢侈无伤大雅。更加重要的是张居正死后万历帝派人查抄其府邸，所得财务数量并不大。达不到严嵩那种程度。甚至没有徐阶那么贪。总体上说张居正功不可没。
张居正，明万历朝内阁首辅。他劝万历皇帝要从简节约，而自己却没有做到，反而自己生活奢侈。
《万历十五年》就记载：张居正奉旨离京为老父亲办理丧事。他乘坐轿子就有40多平方米，设施齐全，2个仆人，30多个抬轿的，而除了必备的仪仗队外，随从人员还有一队鸟铳手，奢侈豪华，甚至超过了皇帝的作派。
从北京回老家江陵，大约一千里的路程，张居正的车队“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声势浩大，但为此也劳民伤财。
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宰相之杰”张居正的功绩。正是张居正采用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大明朝起死回生，让其灭亡的时间向后延迟六十多年。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实验点，清丈田地，当地百姓因为便利，实践证明此改革措施对民有利。
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在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减少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全国土地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赋税改革，全国施行一条鞭法。它的出现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以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让百姓做到“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随着一条鞭法的施行，它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让国家财政有稳的增长。张居正也认为农商应该放在同等地位，不应重农轻商，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其成果体现为万历初期，国库财富创造了明朝历史中的最高纪录，存粮可用十年，存银共计一千万两。
张居正陆续提拔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守北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且为了阻止北方敌人入侵，在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以此护卫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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